“哎，世邦看来我们父子俩这回是算错了”唐建军直言不讳的在家中，对儿子说到。
下午他收到了京城传来的消息，他知道老爷子和唐世杰当时在书房中的分析，并不是无的放矢。
唐世邦双手握拳，久久不语。
这么多年的付出，却顶不上唐世杰，两年不到的时间，他有太多不甘；太多委屈。
想想自己，才是真正的唐家嫡长孙，父亲又是大军区的司令员；可是一切变化太快，变得许多事都不再是他的掌控中。
当年那个被唐老爷子看好的长孙，现如今却比不上自己的堂弟，而且自己的三叔，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能力，可是，好吧，一切都没有可是，这就是政治。
唐世邦沉默了良久，才对自己的父亲唐建军说道“父亲，这次都怪我，看待问题有些走极端了，诶，父亲这次的事，就交给我吧！我抽个时间去世杰那里看看”。
唐建军点了点头，起身走了出去，他知道现在儿子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
而京城的人，在大跌眼镜中，也再次重新的思考着中央放出如此的信号，意欲何为，这个问题留给很多人思考。
而唐世杰回到和安后，带着林琳好好的在乡下过了一个年。
不过随着唐世杰开始工作，林琳也只好依依不舍的回了京城。
而唐世杰将林琳送走后，就开始编写一篇论文，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性。
此文唐世杰写完后，首先是送到唐老爷子那里，唐老看过后，同意发表，然后被送到内参，最后由内参刊登。
此后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唐世杰在文中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深刻以及认真的分析，他提出：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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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这是第一篇文章，也是唐世杰在试探中央和一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反应如何，这也是唐老提出的意见。
这篇文章，谈不上好与坏，唐世杰写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而且大部分都是按照常松同志当年所提的一些意见，整理出来的。
但是不少人的神经却被刺激的不行，而且中顾委甚至提出，唐世杰有左倾的嫌疑，希望中央一定要将同志们的这种思想遏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