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不同于做生意那么随性，有人认为应兵贵神速，小步快跑，也有观点叫使命驱动，广积粮后来居上。不过前提都是活着，显然此刻的我没有做好。

　　单纯愚昧地通过找工作补贴自己创业，而且还持续了一年，最后无疾而终。当然我不反对通过创收来维持事业，就像airbnb那样通过卖饼干来维持自己的公司，只是应考虑好时机和创收的内容。

　　直至2011年的冬天，见到一个刚跑到郑州做公司的温州人，我们一共聊了两次，他希望我能够加入他的团队，成为他的合伙人，而非一个普通职员。这确实让我纠结了些时间，最终接收了邀约。

　　那天，他潇洒地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句话，约定了给我的股权和薪资。然后，我在白板上为早期团队讲解了项目的框架设计和采用的技术，回复每个人的疑问。

　　次日，我拉着行李搬到了公司旁边的一个出租屋，然后就投入到了新项目的开发。

　　小蜜蜂同城搜索项目从此夭折。

　　公司的早期办公室在临近省电视台的一个低层小区里，这是个顶层的三层复式，头两位股东按照股权比例给安排了楼层：老大在顶层，老二在二层，我和老四则在最底层和团队在一起办公。我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不是太感兴趣，只是一直觉得公司创始团队的作风不够“互联网”。

　　就在公司注册下来的几天前，乔布斯逝世了，老大比较崇拜乔布斯，在他的背景墙上挂了一张乔布斯的照片。在此之前，我很少关注苹果，因为我觉得像微软那样通过一个系统统治世界才是最牛逼的。

　　大概两周的时间，我一连面试了几十个技术。最终仅留下了5个，几乎都是没有多少经验的新手——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常规错误，不过如果你能操作好，也不应一概而论。

　　就像理想汽车的马东辉一样，初到理想汽车的办公室，转了一圈，来到洗手间发现洗手间里没有淋浴，他反问李想：“哪有研发汽车不加班的？”。是的，技术疯狂起来可以连呼吸都可以忘记。我是技术出身，如果如愿，我也希望公司里可以吃饭睡觉。

　　疯狂的模式开启了，我常常会在凌晨5点钟下班回家，步行大约5分钟的路程，回到租住的房间，打开房门斜躺在单床上休息两个小时，换洗好衣服，马上又返回办公室。

　　或是我的缘由，技术部的几位小伙伴也只能拼了命的加班，有时他们会直接睡在办公室里。虽然开发的过程遇到了些问题，不过士气高昂的队友们会努力讨论解决。反观我的几位合伙人，他们会固定地朝九晚五，这其实让我很郁闷，这严重不符合我对创业的认识。

　　秋天最后几片枯黄的梧桐叶子还在枝头垂死挣扎，凛冽的北风已经习惯了肆无忌惮的用刀子划破初冬的皮肤，多少个星辰稀落，月夜未央。我们犹如那路边的蚂蚁，埋头捣鼓着事情，心思如此的单纯。我只是期待项目首版早日完工，然后进入下一阶段。

　　一天下午，一名负责后台开发的工程师问我索要请假条，我怔了一下，因为这不知是他第几次请假。这个同事和其他人完全不同，他做起事情来轻飘飘的，加上频繁的请假，我这次要追问到底。

　　我一字一顿地强调自己的怀疑：“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却平淡的说道：“我在外边接了外包。”

　　果然有问题了，我马上向合伙人通知了这个事情，毕竟创业初期每个技术都是比较重要的。而且由于组织不够完善，可能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公司的机密，一旦出现意外就有可能直接让公司“夭折”了。当天，我就果断的将他开掉了。

　　光阴如梭，项目稳步进入了最后阶段。

　　那天中午，我的合伙人一脸兴奋朝我喊着：今年预算还有些，忙碌了几个月挺辛苦，带着大家去按摩放松一下。我是一脸懵逼，因为我对这“社会”类的东西接触较少，认为“按摩”是个灰色的东西，第一感觉是比较厌恶。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用掉预算的“理由”也不太妥当。

　　项目出版完成那天，创始人告诉我，小区里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要换个新的环境，以便于投入运营和成长。我记得搬家的那天，大家都很开心，或许所有的小伙伴真对这个投入了心血的公司有了点感情。

　　我几乎没有参与新的团队组织架构的讨论和设计，一切都是在其他合伙人的通知中进行的。在仓促搬进宽敞的写字楼后，我就继续捣鼓起了技术。

　　不过对于新办公室的选择，我至今仍觉得不妥，那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房间结构，整体被隔成许多的小房子，而且大股东和二股东再次将自己单独隔离到很靠角落里的两个办公室里，我认为这对于团队的初期管理和组织团结很不利。其次，我们不应该在过于初期的时候就耗费过多资金到办公室上，我们仅仅做了项目初版，还没有经过市场的任何检测，而且团队组织核心功能还有太多问题。